张觉隆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写入了中国现行宪法序言，作为宪法所追求的共识与理念，是中国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础和完整体现，也展现了中国人民为维护世界和平所贡献的智慧和力量。

中国学术界已有部分学者提出了家庭权[3]的概念，但是从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判例及域外的经验来看，由于集合化的家庭权可以分离出若干个独立的个人权利，所以还没有把家庭作为人权的主体的。此后，《国务院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和《关于进一步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民发〔2019〕62号）巩固了法发〔2014〕24号文件的效果。

为了扩大销售，各种营销手段销五花八门，让家长应接不暇。从形式上看，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包括政府自己提供服务，如婚姻登记部门的工作人员对领取结婚证的夫妻进行家庭教育指导，和政府购买服务，如选择合适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提供家庭教育指导。从最近的三个地方性法规（草案）——《江苏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2019年3月29日）、《浙江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2019年9月27日）和《安徽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草案）》（2019年8月16日）来看，它们对政府的家庭教育责任规定地越来越具体而全面，非常具有借鉴意义。[9]为此，应该综合考量家庭教育的政府责任。国家承认父母权利为基本权利的目的主要在于实现儿童社会化。

但是在总的制度安排上，并没有突破。其次，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界限问题。在当前中国资源约束趋紧、环境问题凸显的现实情况下，交易安全与生态安全必将发生冲突。

(33)参见吕忠梅，见前注①，第132—135页。比如在民法典合同编中以总则形式纳入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促进当事人的合同行为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确立合同效力、履行、解释等方面的绿色限度，为司法提供裁判准则。在这个意义上，解决好环境法中的私法规范与公法规范的关系，是运用普通法——特别法模式、处理民法典与环境法的关系的基础，其前提则是环境法内部各种规范的体系性、完整性。环境作为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对于人获得主体资格至关重要或者说不可或缺，自然景观的美学价值、历史价值等都是人类生存、生活所必不可少的精神因素。

(一)民事规范法典化过程中妥当的绿色化 我国已经在《民法总则》中规定了绿色原则，《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等民事单行法的相关规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回应，为民法典分编的编纂贯彻绿色原则奠定了进一步深化的基础和进路，使得我们可以在民法典绿色化的射程范围内，以不改变民法规则基本属性为前提，对其可能的扩展范畴做出必要且妥当的修正。对自由竞争引发的结果差异，民法典持中立态度，适用优胜劣汰规则。

民法中的预防原则再扩展也难以达到环境法上风险预防原则的效果。也就是说，对我国环境法的法典化而言，宜降低传统意义上理想型法典的目标定位，而应当定位为适度化的法典编纂。但是，如果环境法的相关问题解决不好，也必然会影响民法典的编纂，尤其在处理与环境法中的特殊民事规范的关系上遇到障碍。参见张新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释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7页。

但在现实中，立法将整体生态环境按照要素和区域进行分割，进而归属于不同部门进行监管，由于各相关部门主导制定法律，实际上使得生态环境保护的公共权力分割为部门权力。二是有些与环境法相关联但又超出环境法射程的单行法，像核安全立法、防灾减灾法等，不可能纳入环境法典。民法典与环境法典应当实现对生态环境的共治：一方面，民法典通过妥当地融入环境保护理念以实现其应尽的环保功能。⑨参见蔡唱：公序良俗在我国的司法适用研究，《中国法学》2016年第6期，第249—256页。

吕忠梅：绿色民法典：环境问题的应对之路，《法商研究》2003年第6期，第3—6页。因为，一方面，民法典要将绿色原则通过制度化安排在民法各分编中加以贯彻，涉及民法典的绿色化射程的界定。

(40) 由于在环境法律实施领域中缺乏一个统一的、根本的精神指引和原则性规范，而是将整体生态环境按照要素和区域进行分割，在严重重叠的同时还存在诸多缺漏。这些标准应该在环境法典中予以规定，为民法典建立两种利益的协调机制提供判断依据。

(22)参见吕忠梅主编：《环境法学概要》，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78—82页。主要是在既有的法律供给和三大诉讼分立的现状下，采取环境司法借道民事诉讼程序、裁判方式，审理了一批案件。而是要择其基本价值、共性原则加以整合，对基础性的目的、原则以及相关制度进行规定，在环境法领域中建立起具有基础涵盖力以及综合协调力的框架体系。(16)参见朱岩：《侵权责任法通论》，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23页。对这些要素的确认与保护，尽管民法基于财产的利用角度做了一定的努力，但所起的作用甚微。可持续发展的价值目标要求人类对于当代人、子孙后代乃至自然承担更广泛的责任，这就要求对法律和组织结构进行改革，以强调共同的利益、充满健康与福利的环境，对所有人类包括子孙后代都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对法律结构进行一些必要改革的出发点。

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可以由公序良俗基本原则所延展。在生态环境良好、没有突出环境矛盾的情况下，这是一种适当的扩展解释方式。

《物权法》第89条和第90条遵守管制标准和国家规定的表述，实际上是在民法中揉入了公法性规定，其后果是把相邻领域环境民事责任的承担简化为超标担责，并未考虑管制标准在不同类型环境侵害中的意义差别，也容易在司法实践中产生达标免责的误导，应删掉此类表述。(29)参见吕忠梅：《沟通与协调之途——论公民环境权的民法保护》，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0页。

二是可以统一管制和决策的制定程序、环境法律的执行以及环境损害赔偿等方面的内容。(58)参见习近平，见前注(14)，第24页。

民法典在按照市场经济规律配置资源的同时，充分考虑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和价值多元性。从理论上看，生态环境保护作为一项公共权力，其立法理应摆脱部门利益、地方利益的困扰。一方面，我国环境立法采取环境保护立法与资源立法分离的立法方式。(34)参见汪劲、田秦：《绿色正义——环境的法律保护》，广州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

(23)时代为中国民法典编纂提供了通过规定绿色原则解决生态环境保护问题的良好机遇，我们可以选择普通法——特别法模式，既让民法的归民法、环境法的归环境法，也让民法具有环保功能、环境法能够运用私法手段。它要求确立许多新的行为准则，涉及社会不同阶层、不同地区间利益的重整，会引起包括环境法律规则在内的许多规则的相应改变。

然而，与环境立法数量庞杂且不断增长的状态形成强烈反差的是，环境法律制度对于社会关系的调整达不到建立与维护环境公平正义的要求，与新时代对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要求存在明显差距。④民法典的绿色化不可能根本改变其本质，将其称之为绿色民法典是为了与已有民法典加以区别。

(63) 3.建立公法权力私法操作机制 环境法典编纂的重要任务是把维护生态安全、保障人群健康、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立法宗旨和指导思想，按绿色发展的要求对现行法律、法规进行重新评价和审视，根据需要对理论与实践中既有的各种法律手段进行逻辑化整合，将其转化为执法、司法的价值取向之一，以推动环境法的现代化。二是明确将保护环境作为处理相邻关系的目的之一，即在《物权法》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表述上，增加保护环境的表述，使环保成为处理相邻关系的准则。

沈德咏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条文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7年版，第147页。(45) 另一种是适度化的法典编纂。(18)参见吕忠梅：论环境侵权的二元性，载《人民法院报》2014年10月29日，第8版。与此同时，并不排斥环境单行法律、法规以及规章，而应对其进行修正，使之与环境法典相匹配，其原因在于：一是我国在环境保护的诸多局部领域还存在薄弱、粗糙甚至空白的现象，单行法更有试错能力，适用效果更为有效，在局部领域仍有相当大的作用空间。

在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伦理观下，民法典应该为自由人注入生态理性，(12)承认个人的行为必须受到环境公平与正义的约束。关 键 词：民法典  环境法典  生态保护  法典化  适度化Civil Code  Environmental Code  Ecological Protection  Codification  Moderation 在地球演化史上，人的生存有两种方式。

在民法典编纂中，绿色原则的实现不能突破民法的私法本质属性，在调整手段和制度建构上不能超越私法的限度。如今，环境法的庞杂而散乱的现状，促使寻求对环境法进行体系化的方法成为世界诸国需要直面的普遍性问题。

这种制度安排，直接导致了自然资源配置的各种不合理现象，既加大了我国资源供给的压力，也造成了巨大的浪费。除此之外，随着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推进，为落实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的要求，实践中已经建立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水权交易市场、第三方生态修复市场等，也需要完善其交易规则。